宋濂是明朝的開國功臣，主修《元史》，這想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0），卒於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七十二。這本書是元順宗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做的，他那時年四十九。那時明太祖的將鄧愈打下了建德，宋濂遣妻孥到諸暨山中避難，自己獨住在浦江很寂寞，便把平日積蓄的意見寫成此書。在跋上看，他著這書始於是年三月丙辰（十八日）之後，至六月壬午（十五日）脫稿，不滿三個月。因為家室屢次遷徙，沒有書籍存留，單憑記憶，所以定得並不詳細。過了兩年，他就受明太祖的征召了。

宋代辨偽之風非常盛行，北宋有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南宋有鄭樵、程大昌、朱熹、葉適、洪邁、唐仲友、趙汝談、高似孫、晃公武、黃震等。宋濂生在他們之後，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所以他的書裏征引他們的話很多，尤其是高似孫、黃震二家，而此書的體裁也與《子略》和《黃氏日抄》相類。接著這書的，有他的弟子方孝孺《遜學齋集》中《讀三墳》、《周書》、《夏小正》諸篇和他的鄉後學胡應麟《四部正訛》諸書。這一條微小而不息的川流流到了清代，就成了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公然用了一個“偽書”的類名來判定古今的書籍，激起學者的註意了。我們現在要表章這此著作，只為它們的作者肯用一點自己的心思，能給與讀者一個求真的暗示之故，並不是說他們的批評和考證都是很精確的。老實說，在現在時候，這些著作是早該沒有價值的了。即如此書，你看宋濂在序跋中所說的話，成見何等的重，態度何等的迂腐，他簡直是董仲舒請罷百家的口氣。他恨不使莊子受孟子的教誨，恨不強葛洪改學《六藝》，恨不把《公孫龍子》燒毀了。他一方面既以《吳子》的“五勝者禍，一勝者帝”的話為然，一方面又以吳起的“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的事為合理，這是怎樣的矛盾自陷？他稱許《尉尉子》的“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的話為慈仁，卻忘記了本書中尚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威加海內”等鼓吹殺人的話。這種遮遮掩掩，縛手縛腳的態度，真使我們看了難過。就是考證方面，也有許多很淺陋的地方。如他信《鬻子》非偽書，而其理由只是“其文質，其義弘”。他不信《化書》為宋齊丘作，而其理由只是“使齊丘知此，則何為不得其死也？”（裏面自然也有很好的，如《亢倉子》、《子華子》、《淮南子》、《文中文》諸條。）總之，他是用善惡功過的信條來論定古書的真偽的。這種的觀念，在現代的學術界裏是絕對站不住的了。

我們既經看出他們的態度是衛道的態度，他們的思想是淺薄的功利思想，入不得現代的學術界的，為什麽還要表章他們呢？唉，這原是我們的學術界裏的公同的羞恥！我們的學術界真是太不長進了，在十四世紀是這樣，到二十世紀還是這樣，宋濂們的孤陋的見解比較了現代的一班陳腐的學究的頭腦尚算得是新穎的。我們現在要做一種開新的工作，還不得不從他們一輩人說起，請他們一輩人做我們的先導。我希望這書出版之後，大家看了，知道在五六百年以前已經露出了這一線的求真的微光，便想起我們生在今日，應該怎樣地努力，使得我們的成績，可以超過他們。若是我們連這一點也沒有，甚至於捧了偽書當法寶看待，豈不令古人在地下笑人！

再有一層，我們也須知道的。我們現在能有這樣清楚的頭腦，能夠作出比古人精密的考證，滿目看出古人的錯誤，這並不是我們比古人一概聰明，乃是我們遭值的時勢比古人一概好。我們固然要不辜負自己的“一切要求解放”的時勢，但也須原諒古人在他們的“不許發展自己理性”的時勢之下所作的貢獻。在他們那樣的時勢之下，能有這一點懷疑的趨向，一點一滴地留傳給我們以零碎的疑古的遺產，使得我們增加了許多尋求真理的勇氣，這真是可以感謝的呵！我常說，只要大家在作一件事情時肯想一想，世界的進步不知將怎樣地快。讀者們，如果以我這意見為然的，請在讀這一本書時就想一想罷：“我們對於他所批評、所考證的應不應信它？如其我們對於他的話覺得不對，我們自己便該怎樣做？”（顧頡剛出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