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蔡元培、胡適和魯迅在紅學走向現代學術的過程中，有著不同的里程碑意義。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作於1904年，他以叔本華哲學思想為理論基礎，從「人生及美術之概觀」入手，將《紅樓夢》定位於「描寫人生」的「絕大著作」加以審視，這是一個全然不同於以前《紅樓夢》評點的嶄新「標準」。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代表了20世紀初紅學發展的另一條路徑。
胡適1921年撰寫的《紅樓夢考證》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歷史上各種紅學觀點，特別是索隱諸說作了簡明扼要的評論，認為都是「悠謬不足辯」的說法，他的這一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新紅學的呼應與採信。
本書收錄四大文學家對紅學的研究精髓。
【內容簡介】
本卷導讀
王國維、蔡元培、胡適和魯迅在紅學走向現代學術的過程中，有著不同的里程碑意義。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作於1904年，他以叔本華哲學思想為理論基礎，從「人生及美術之概觀」入手，將《紅樓夢》定位於「描寫人生」的「絕大著作」加以審視，這是一個全然不同於以前《紅樓夢》評點的嶄新「標準」。
《〈紅樓夢〉評論》最突出的觀點是關於《紅樓夢》乃「悲劇中之悲劇」的論述。他認為人生的痛苦都源於永遠無法被完全滿足的欲望，這注定了人生的本質就是一場「悲劇」。雖然王國維用叔本華的學說評論《紅樓夢》，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但他引入的「悲劇」概念，確實貼合這部小說的基本特點與思想價值。不但如此，他還從中國文化缺乏悲劇和悲劇精神的層面，強調《紅樓夢》「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也是極具闡釋空間的新穎見解。
在具體分析中，王國維從故事情節、人物塑造等角度，探討了小說的基本命意及美學、倫理學價值，也有富有啟發的地方。比如他指出小說中「無蛇蠍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不過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凡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這樣的認識，大體符合《紅樓夢》的實際。總之，從倫理、美學等角度審視這部小說，為《紅樓夢》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而王國維將西方理論與中國古代文論進行融合的嘗試，也為以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提供了有意義的借鑒。而在此文的結尾，王國維提出「《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昭示了紅學發展的另一重要方向，與後來「新紅學」的追求相契合，顯示出王國維敏銳的學術判斷力。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代表了20世紀初紅學發展的另一條路徑。他的基本觀點與思路體現在如下判斷中：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這一論述，確定了《石頭記》的「政治小說」屬性，揭示了作者的思想基礎和作品的基本內涵；同時也說明了作品的創作特點。《石頭記索隱》全文就是對此論述的具體化。
雖然發掘微言大義是中國傳統詮釋學的思路，但將一部小說中的所謂隱射，提升到具體主旨意義，並將片言隻語的簡單猜謎擴展為較為完整系統的論述，甚至歸納出一套索隱式研究法，這是蔡元培努力的結果。這種努力實際上也影響了同時及以後的「索隱」紅學。「索隱」紅學的最大問題可能還不在於具體觀點的主觀猜測性，而在於按照這種思想方法，《紅樓夢》的藝術性被極力扭曲，甚至消解了，閱讀成了一種「笨伯猜謎」式的智力遊戲或者苦差使。
當然，蔡元培強調《紅樓夢》有「反清排滿」的政治動機，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而且他始終是把這一見解當成學術觀點來論述的。雖然今天看來，他的論述還有明顯的不足，但他不固執己見、平等對待爭論的態度，更具有一種可貴的學術精神。當1921年，胡適向索隱派發起挑戰時，蔡元培實際上是處於下風的，他卻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曾為壽鵬飛認定小說影射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的《紅樓夢本事辨證》作序，直到在1940年的《自寫年譜》中，他還聲明：「我自信這本索隱，絕不是牽強附會的。」另一方面，他又虛心地向對手顯示出學術爭論應有的開放態度。胡適晚年在回顧這場爭論時，曾頗有感慨地說：「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宋廣波編校《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第427頁）不但如此，蔡元培還幫胡適借到了其久尋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為胡適解決了有關曹雪芹生平的一些問題。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在與索隱派的論爭中，胡適的新紅學才走上了更嚴密的方向。
胡適1921年撰寫的《紅樓夢考證》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胡適在此文的開篇即批評了舊紅學，認為「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通過考證，初步論定了《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的如下重要認識：《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他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曹家極盛時，曾四次接駕，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而曹雪芹也曾經歷過一段繁華綺麗的生活，後來生活十分貧困。《紅樓夢》就是曹雪芹在家世衰敗後所寫，時間大概在乾隆初年（1736）到乾隆30年（1765）左右，書未寫完曹雪芹便死了。《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則有曹家的影子。上述觀點在前人著作中雖然也間有提及，而胡適的考證更為具體、系統。與此相關，胡適對甲戌本發現、對程偉元和高鶚及後四十回的評估，也有諸多發現，從而形成了對《紅樓夢》作者、生平、創作、版本的完整認識。這些認識經後人不斷修正、發揮，依然是現今《紅樓夢》研讀的重要基礎。
對《紅樓夢》的思想價值與藝術特點，胡適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紅樓夢》只是姥姥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所以他們偏要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所以他們偏要用盡心思去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
這一判斷相較於索隱派乃至求之過深的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都顯得更為平易而貼近小說的本質。只不過，所謂「姥姥實實」並非簡單的「平淡無奇」，在揭示《紅樓夢》豐富的精神底蘊方面，胡適的貢獻是「破」大於「立」的。
需要說明的是，胡適的紅學研究的意義還不僅限於《紅樓夢》。一方面，他特別強調研究方法，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把《紅樓夢》考證當成科學研究方法的實驗與示範。
另一方面，他的《紅樓夢考證》與他此前已寫的《水滸傳考證》和此後對《西遊記》、《三國志演義》、《三俠五義》、《官場現形記》、《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列傳》、《鏡花緣》等作品的考證，是一個持續擴容的學術系列，構成了對明清小說研究的整體態勢，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學科的產生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不過，他的考證主要還是以文獻徵實為目的的，具體研究也局限於單部作品，還並沒有形成自覺的小說史觀念，這一觀念是通過魯迅的研究才真正建立起來的。
魯迅雖然沒有專門的紅學論著，但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說》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的《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充分表現了他對《紅樓夢》的準確判斷。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歷史上各種紅學觀點，特別是索隱諸說作了簡明扼要的評論，認為都是「悠謬不足辯」的說法，他的這一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新紅學的呼應與採信。同時，他對「《紅樓夢》乃作者自敘」的說法也大體認同。
不過，魯迅對《紅樓夢》的看法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重視小說創作的文學特性，對人物的心理有精確的分析。基於當時的研究，他雖然也認可《紅樓夢》裡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曹霑自己，如同《儒林外史》裡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但是人物形象一旦完成，就具有了獨立的文學意義，「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裡」（《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所以，他對小說敘事特點的揭示，如認為《紅樓夢》「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對人物心理的把握如指出寶玉「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等，都十分準確和有啟發性。
另一個特點是，魯迅具有小說史的全域觀，兼顧「先之人情小說」及後之眾多續作， 強調《紅樓夢》「擺脫舊套」，認為「《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一論斷，成為後來《紅樓夢》思想藝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指標。
魯迅關於《紅樓夢》有一段名言：
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這段話既是對歷史上《紅樓夢》種種異說的批判，客觀上又揭示了人們對這部小說的闡釋存在各種可能性。而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一代偉人的研究，呈現出了理論的、索隱的、考證的、小說史的不同面貌與追求，也印證了這種可能性。
